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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样东西:一报一刊一大学。

 
 
 

日志

 
 

[转载]先生的这篇《万寿寺观潮》,我特别喜欢,他自己的博客却没有,今日重读,暂存于  

2014-07-10 21:44:00|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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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生涯》一共八节,1998年发表在《联合报》,2007年我把它收在《大梦谁先觉》中作为“代后记”,因为几个人名是敏感词,所以都改掉了。“学者庄园”贴出的就是那个改过的稿子,但前几年也被删掉了。现在你把它贴出来,有时日了,竟然平安无恙,这气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谢谢!转载了看看——

李新宇先生《万寿寺观潮——我的读书生涯之八》

 (2009-07-14 09:41:22)

    从1986年到1987年,我在北京读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清静的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是最热闹的城市之一,万寿寺是北京最清静的角落之一。

    青砖、青瓦、飞檐、圆柱,一进进小院是典型的北京明清建筑,别是一番风味。小院方砖铺地,读一阵书之后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小院里踱步,抬头看见的是墙外古老的大槐树,丝毫感觉不到城市的喧嚣。晚饭之后,可以到几步之遥的紫竹院公园散散步。当然,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去欣赏连椅上拥抱在一起的对对情侣。

    万寿寺,真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

    1987年离开的时候,我曾经想,要找机会再到那里去住上一段时间,可是,离开已经十几年,中间也曾几次去北京,却总是来去匆匆,没能再去看一看。据说,现代文学馆已经搬迁,再去那里也不再是那种感觉了吧?

    1986年的中国文化界是不平静的,而且热闹非凡。许多事情注定了要被文化史家和文学史家所记录。在那一年,寻根文学运动方兴未艾,现代派小说轰轰烈烈,王安忆挺进性题材领域,以小说“三恋”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那一年,新生代诗人集体亮相,呼啸着完成了对朦胧诗的取代;在那一年,一身乡土气息的孙桂贞摇身一变,成了高喊“你不来与我同居”的伊蕾;在那一年,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并且宣告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引起理论批评界的大哗;还有美术馆事件、《中国》停刊、《文学评论》开天窗……

    同时,在我的记忆里,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艺术节的活动也是重要的,顾城、多多等朦胧诗人以及“黑马”刘晓波,都应邀到北大演讲。我们理所当然地前往观光,有时候也为他们的演讲而心情激动。记得当时刚刚接到顾城一封信,朦胧地谈到他自己几年中创作上的错误。听他的演讲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学,使我感觉到他从一个误区又进入了另一误区。然而,他仰面朝天滔滔不绝地讲着,思维的敏捷和语言的诗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听顾城那沉醉于自己内心的演讲就不能更准确地认识这个真正的诗人。作为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的刘晓波给人的印象总是不无浮躁之气,但激情和富于爆炸效果的语言的确使人赞叹。记得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样认真地听着,一副激动的表情,告别时我们相互打招呼,他说的是“在北大也许多年没有这样的报告了。”

    我们的学习生活松缓而又紧张。一星期只有三两次课,应该说,那些课程是相当好的,授课者都是当时国内名流。作家如王蒙、刘宾雁,学者如李泽厚、王若水,新方法请来了林兴宅,大学的教授们所请都是一流的。钱理群、王富仁当时尚属“新秀”。社会科学院特别是文学所的名流当然一一登坛表演。

    记得班主任是杨匡汉,可是,只要有一点事,往往还是要找刘再复和何西来。一年前遇见当年的同学,谈起当年旧事,不约而同回忆起的仍然是刘再复的人道情怀和何西来的浩然之气。就我自己来说,对何西来先生历来都是以师呼之,没有按照文学所的习惯无论年龄大小通通直呼其名,而对于再复,却像大家一样喜欢不加姓氏而直呼其名。何西来老师的可爱在于他那关西汉子的红脸形象和铁肩担道义的姿态;再复的可爱却在于他善良的心地和常常显示的软弱无助。那年冬天,万寿寺的暖气严重地出了问题,因为借用相邻单位的锅炉,送暖问题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的。北京的冬天很冷,一旦暖气出问题,学员们自然大呼小叫。文学所的领导全力以赴,一次次交涉却不能解决问题。再复宣布搬到文学馆与我们一起住。于是大家嘲笑他:你搬来天气就不冷了吗?“可是,大家都在受冷,我作为所长,又没有办法……”这成了刘再复人道主义的一个注脚。大家开他的玩笑,却差不多都从心底里爱戴他。

    最后,因为暖气不能保证供应,各个房间都装起了铁炉子,雇了服务员每天来生火,虽然卫生水平有所下降,却又有了别一种气氛。比如三五人围炉而谈,在炉口上放一只铁碗,煮上几片牛肉或者一只猪脚,一边喝酒一边神侃,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然而,我们毕竟是来学习的,所以更多的时间是读书。在北京,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始追潮。人在一定的环境里往往不由自主。无论潮流好与坏,要抵抗它都需要非凡的力量。我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有这种自觉。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似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使你不能不注意。每一天都有新书出版上市,使你不能不去王府井。只要你几天不出去,就有可能错过一本重要的书。我久居偏僻的小城曲阜,一切可以错过和不该错过的都错过了,自己并不以为意,但一旦置身于北京,却不愿错过任何一本新书。我们轮流去王府井,每天都有人去,重要的书籍为大家一起买回。这样,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书贩子,天天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卖书。大声吆喝着:“《第二性》谁还没有?”“谁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然有时会有剩余,解决的办法往往是寄给外地的朋友。那一年出版界出版的新书特别多。有一些是出版之后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而被禁止,如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史》,都因为被禁而在黑市买高价的。北大的研究生大量复印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于是人人有了一册北京大学复印本。

    买来就读,那一年不知读了多少新书。而我的印象却是匆匆追赶着出版新潮,一切都杂乱无章,头脑中留下的也是一片无序的喧闹。虽然它开阔人的眼界,但是,一年之后,我终于感觉到,这种追潮的害处是很大的,潮流总在滚动,一个人能终生处于追赶之中吗?

    我形成了一种至今没有改变的认识:如果要读书,应该到偏僻的地方而不应该在大城市,因为读书需要宁静的环境和恬淡的心态。对于读书人来说,重要的是适当地封闭自己。由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当时即决定在曲阜至少再住十年。1995年,一位上海的朋友到曲阜,看见我正用毛笔在木简上抄写古书,地下是一堆做好的木简。他那神情就像见了一个类人猿:“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一会儿,他又说:“你活得比我们好,大城市的朋友对你只能羡慕,无法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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