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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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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文艺钩沉-李贵仁:论《飞天》  

2015-11-20 20:19:00|  分类: 80年代,文艺,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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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

——论《飞天》,兼驳燕翰

   

李贵仁

   

    描绘苦难的图画,这无疑也是一种活动,而在时间与地点的特定条件下甚至还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活动。……如果这种活动根本不需要,甚至不可能,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病理学能在没有疾病的地方产生和发展吗?

——皮萨烈夫:《现实主义者》

   

  如果有一位非常熟悉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同志,正在满怀义愤地向人们讲述这两位老革命家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却有另一位气宇轩昂的同志登上高台喝斥道:“你为什么要给人们描绘这样一幅阴沉黯淡的生活画面,用一种难以排遣的悲凉袭向人们心头?你所讲的虽然确属事实,但是反映出来,就是对社会生活的片面概括,就是抹煞光明面,就是引导人们熄灭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以至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厌倦和绝望,就是在动摇新制度的基础……”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结果会怎样呢?我想,人们至少也会把这位可敬的同志拉下高台赶走。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可是,刘克同志讲了一个农村姑娘飞天被凌辱、被践踏、被摧残的故事,却硬是有几位气宇轩昂的同志登上高台喝斥起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可怕的帽子,雪片似的飞到了他的头上。

  首先让我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是燕翰同志批判中篇小说《飞天》的文章——《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载《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

   

  燕翰是从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和对社会生活的探索这三方面来批《飞天》的。通过对前两方面的分析,他认为作品在真实性上出了问题;通过对后一方面的分析,他认为作品在倾向性上出了问题。不言而喻,据此给《飞天》的结论只能是这样八个大字:虚假,反动,毒草一株。

  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看恰恰相反。

  《飞天》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惨遭毁灭的悲剧。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背景是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不久的十年浩劫。作品主人公飞天,在六十年代初饥荒难熬、民不聊生的困境中,母亲被饿死,自己孑然一身飘落到黄来寺,为善良的唐和尚、海离子所收留。三人同舟共济,飞天总算暂时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且与海离子发生了真挚的爱情。随着形势好转,关闭几年的黄来寺要重新开放了,飞天不得不走。正在这时,军区政委谢某看中飞天,把她带去参军。谁料谢政委居心叵测,竟以卑劣手段奸污了飞天。她带着满腔羞辱离开部队,又回到黄来寺,但因为失了贞操,不愿同海离子恢复旧情。十年浩劫开始,飞天和海离子、唐和尚同时罹祸:一个被斗,一个被抓,一个被杀;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珍贵古迹黄来寺,也在铺天盖地的狂飙中被拆毁。结局是:在林彪、江青卵翼下掌握了更大权力的谢政委,在轿车里偎依着另一个很娇艳的姑娘,从疯了的飞天身边驰过,而飞天,从此在大地上消失……

  这样一个故事,当然是够凄惨的,而当刘克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把它描绘出来时,它就更具有了摄人心魄的力量。那么,它在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说,凡是生活在当代中国而又不抱偏见的人,“读完《飞天》的最后一章,掩卷沉思”,多半会从形象思维转向逻辑思维,不由自主地提出如下问题,而又从作品本身和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以及各人的亲身体验中,准确地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飞天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去黄来寺?——因为已经家破人亡。

    造成飞天家破人亡的原因是什么?——席卷全国的饥谨。

    在社会主义时代,怎么会发生席卷全国的饥谨呢?——当然也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之类,但主要原因还是领导犯了严重错误。

    这种严重错误的性质怎样?根源何在?——无庸讳言,这是一种头脑发热、精神膨胀、好大喜功、主观独断、毁灭生产、破坏生活、把国计民生推入陷阱的错误;它之所以产生和蔓延,是因为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很浓厚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被当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东西,左右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以上问题算是一组;另一组是:

    谢某作为堂堂军区政委,是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随心所欲地蹂躏良家女子?这不是封建社会的衙内作风吗?——当然是的。像谢政委这样的人,恃弄各种特权,而又崇奉和实践“朕即天下”的信条,岂止是衙内,已经俨然一方诸侯了。他们身上顽固地附着封建统治者的幽灵,什么事情不想干?什么事情不敢干?什么事情不能干?

    飞天虽然被谢政委奸污了,但是仍可与海离子结婚,因为她还是挚爱海离子的,而海离子也依然十分爱她,可她为什么不愿意呢?——显然,这是封建主义的贞节观在作怪。可怜的飞天,不仅在封建特权强制下失了身,而且在封建意识毒害下迷了心。这样,她就自然无法逃脱悲剧命运了。

    还有第三组问题: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飞天就急剧坠入使人毁灭的深渊,而且连海离子、唐和尚也一起坠了进去?

    为什么谢政委之流在这场风暴中身价更高,能够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是再清楚不过: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反对什么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全面彻底地进行了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

    ……

    毫无疑义,人们读完《飞天》之后,脑子里必然回旋起所有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人们会顿时感到悲愤难言,同时感到,血液在燃烧着,心潮在汹涌着。而在愤激之余,人们又必然想道:在那些不幸的年代里,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像飞天这样的悲剧真是无法避免!而且,偌大一个中国,类似悲剧何处没有发生过呵!这万恶的封建主义,把中国人民糟蹋成了什么样子!把中国历史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这可怕的封建主义,倘若再不彻底铲除,那可真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可以断言: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每一个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族强盛的中国人,每一个真正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每一个不因个人利益受到触动而恼怒的中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肯定《飞天》,承认它既有高度的真实性,又有革命的倾向性。生

  可是,燕翰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毁灭性的结论,要把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置于死地。这怎能不叫人莫名惊诧呢?

   

  在继续往下写时,我记起了自己要恪守的这一信条:文学批评是一门燃烧激情的战斗的科学,因此,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必须兼备如下三种品格——诗人的热情、战士的勇敢和科学家的严峻。

  我深知,在文学批评中囿于某种偏见,无异于强拉别人和自己一起纵身泥潭。

  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向读者 诸君表明:我绝对无意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燕翰的观点。相反,我要特别指出,如果不是多走了导致谬误的一步,他对《飞天》的批评就有不少地方可谓已切近了真理。且不说他阐明的某些原则我很赞成,

就以他抨击的《飞天》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而言,我也认为确实抓住了一些要害,很值得小说作者和读者们考虑。

  比如,燕翰十分正确地指出:“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某些社会生活现象的单纯记录,它总要通过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作出真实、深刻的艺术概括。”他又引述列宁的话进一步指出,在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时,应该力求全面,从而“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他认为,《飞天》恰恰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在谈到三年困难时,他批评道:“小说对当时环境中的消极现象,如灾荒、饿殍、流离失所的孤女、被突然而来的灾荒所震惊而硬说是上天降下祸殃的愚昧人们等等,作了大量渲染。而对于人民群众同灾荒和困难的斗争,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则一概略去。”在谈到十年浩劫时,他又指责小说没有写出当时在人民群众之中显示着的光明。他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实际,而据此从根本上否定《飞天》,则更不妥。但是他对作品的批评和要求却包含着很合理的因素。希望作品写得全面一些,既写人民的苦难,又写人民的斗争,既写社会的黑暗,又写社会的光明,这无疑是一种善良的、正确的、积极的要求。真能这样写,不是更好吗?而《飞天》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实事求是地给予批评,谁又能说不是必要的呢?

  燕翰对飞天形象的批评也有合理之处。他说,“飞天由痛恨谢某对她的玷污,转而甘心做谢某的‘外家’,又偶然醒悟,与谢某决绝”,这是一种“前后矛盾、性格分裂的描写”。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应该懂得,自然界有多么复杂,人的感情世界就有多么复杂;在特定情况下,人的感情逻辑是完全可能背着理性逻辑去发展的。杨绛说:“理智认识到是不可弥补的缺陷,情感却不肯驯服,不能甘休,却又无可奈何。此类情感是人生普遍的经验。”(《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20页)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很合乎实际。那么,飞天对谢政委的感情出现几次超越理性的变化,也就并非完全不可能了;作家在这里所要表现的,正是人的感情的复杂性。如果简单地只用理性逻辑予以规范,把这种感情的复杂性斥为“前后矛盾、性格分裂”,显然不对。但是,作家对这种感情的复杂性表现得并不成功,因而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前后矛盾、性格分裂”的效果。飞天发现自己怀孕之后,迫不得已回去找谢政委,并且在谢政委很“真诚”的骗局之中对他有所原谅,甚至和他同居数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飞天这样做的时候竟会那么甘心,甚至连海离子也不想了,却是不可能的。作家这么写,想表现人的复杂性,实际上却流于简单化,既不符合理性逻辑,也不符合感情逻辑,是明显的败笔。。

  燕翰对小说渲染绝望情绪的批评,同样很有些道理。即便惨遭悲剧,人也不应该“心如死灰”或者“万念均释”,不应该一心想要“向天上飞去”,而应该留在地上抗争。燕翰的这些要求很对。只是他的批评未免太过,且有混淆矛盾性质的错误。事实上,小说表现的绝望情绪固然较浓,但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它本身也是一种抗议和控诉。不加分析地完全予以否定,甚至扯到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上去,就太不妥当了。试想,当飞天落在谢政委的魔掌中时,谢政委为了占有飞天,也说什么:“可别飞天呀,还是人间好!”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飞天要“向天上飞去”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吗?也

  为了更准确地评价《飞天》这部小说,我在这里还想指出几点燕翰未指出的问题:

  其一,飞天回到黄来寺后,因为已经失身,坚决不愿同海离子恢复旧情,未免有些牵强。诚然,在贞节观和赎罪思想支配下,飞天完全可能产生那种决心。这主要是为了不损害海离子,但也包含着对自己的很现实的考虑,因为在她看来,“罐子已经摔烂了,那是无法粘合的,合起来天长日久总是要漏水。”但是,既然她和海离子彼此都还真诚相爱,既然她把真情告诉海离子后,海离子绝无嫌弃她的意念,反而一如既往地甚至更强烈地爱她,特别是,既然她在失身之后也曾有过“将来谁要她,她就嫁给谁”的想法,那么,她就很可能始而抱定自我牺牲的决心,到后来则终于重新投入海离子的怀抱,何致于如此固执地“一定要变得像个尼姑”?再说,她在谢政委设置的骗局之中那么软弱地甘心当了几个月情妇,而在海离子炽热的真情面前却又那么坚定地决心当一辈子“节妇”,实在不像同一人之作为,就是用“性格复杂”或“性格发展”也解释不通。显然,作者之所以这样写,目的是想突出贞节观和赎罪思想对飞天的戕害,深化主题思想;而从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这样表现飞天似乎便于进一步展开情节,使之波澜迭起,从而加强悲剧效果。想法倒是不错,只是在表现过程中多少背离了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更为可惜的是,作者在表现这一点时,不仅用了很多篇幅,而且以如怨如诉的笔调竭力渲染哀婉情绪,致使小说的后半部分很容易使人感到飞天悲剧更像性格悲剧,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作为社会悲剧的控诉力量。

  其二,惠月珠形象的最后处理失之于简单化,以此揭示文化大革命怎样在社会生活中诱发罪恶,立意虽好,却表现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十年浩劫初期,狂飙似的“革命”不仅撼动了三山五岳,而且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猛烈爆发,致使疯狂的兽性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夫妇割席之类怪事随处可见。像惠月珠那样出卖丈夫、陷害同志的卑劣行为,在那个年代自非绝无仅有。那么,作者塑造一个这样的形象,当然就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了。但是,具体到惠月珠这个人物,她在检举揭发批判大会上声泪俱下的“控诉”,是那样突如其来,实在不大可能。小说中的惠月珠固然浅薄一些,却毕竟是单纯而无邪念的;她对海离子的爱,虽不似飞天那般高尚而深厚,也毕竟是真诚的:婚后生活的不幸,她并非不能理解,而且已在飞天帮助之下出现了改善的前景。总之,她并不是奸佞之徒,让她来一场那么丑恶的表演,缺乏内在依据。像这样把现实生活中必然发生的事情通过并非必然发生这种事情的形象表现出来,应该说是作者的一大失误。

    ……

  也许,我可以结束这一章了,因为问题已经十分清楚:《飞天》本身确实存在着思想和艺术上的若干缺陷,而燕翰对它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这样两个同样明白无误的事实,我们都不应该否认。

  然而更加明白无误的事实是:燕翰跨越了真理的界限,站到了一种薄冰似的立场上去,极其荒谬地得出了极其错误而且极其有害的结论,又据此把文学批评搞成了政治判决。对此,难道不应该作出必要的回答么?

 

 见《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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