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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活残片(五):查“反标”  

2015-10-03 20:48:00|  分类: 李新宇,回忆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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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活残片(五):查“反标”

 

李新宇

 

    在我小学生活的最后几年,经历过两次“查反标”。还有最初的一次,是在课本里查,如果也算上,那就是三次。

    最初的一次没有压力,所以兴致也高。上课铃响了,老师走进教室,打开课本,却并不讲课,一脸严肃地站了半天,才带领同学们做一件事:从课本中删除课文。老师说,根据上级指示,课本有严重问题,一些课文是反动的,作者是隐藏的反革命,所以这些课文不能学了。老师先让我们看目录,告诉我们哪一课不能讲了,哪一课也不能讲了,随着老师的指点,我们先在目录上划掉这些课文的标题,再翻到那些课文所在的页码,在每一页打上大大的“”。做完这一切,老师又说:社会上隐藏着很多敌人,他们就像冬天的大葱,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变天,梦想千百万人头落地。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进行猖狂破坏。据上级通报,在我们的课本的插图中,就隐藏着反动标语。在老师的指点下,我们在那幅画有大树和月亮的插图的某个地方的确看到了一个“打”,又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倒”,在另一个地方,又看到了一个斜着的“共”。于是,同学们在这幅插图上也打上一个大大的“”。

    接下来的一次就不那么轻松了。一天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在议论:出大事了!贾洪秀家门口的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贾洪秀是我的同学,他家离学校不远,我去过几次。但在我们去看的时候,标语已经没有,公安局来拍照之后就刷掉了。所以,到底写的什么,人们似乎都不清楚,只是说“很反动”、“极其恶毒”。

    到了下午,公安局的摩托车开进学校来了,所有的课都停下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体在院子里集合。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公安干部开始讲话。那显然是个有文化的人,因为他的讲话是从“树欲静而风不止”开始的,我那时刚刚接触这句话,而他恰恰引用了,所以记得很清楚。他说:“敌人总是要跳出来的。他们磨刀霍霍,总不能光磨刀哇!磨好了,是要用的!现在,他们终于跳出来了——在大街上书写恶毒的标语!”讲着讲着,他一会儿一会儿严厉,一会儿温和,温和起来样子很慈祥。他说:“你们还小,还是孩子嘛,受人教唆,犯错犯罪,都是可能的,犯了,怎么办?坦白就好。是谁写的,马上交待,如果等我们查出来,那就晚了。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你们小孩子,我们更是宽大的,给出路的,七八岁的,十来岁的,直到十二三岁的,一律不杀……”他的讲话尚未结束,有两个同学就被带走了,四年级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后来知道,是因为他们尿了裤子。因尿裤子而首先被审查,理由非常充分:如果他们没问题,为什么那么怕?

    接下来,是每个班级都回到各自的教室,重新点名,然后每人发一张纸条。要做什么,却仍然不知道。等了很长时间,有人来递给老师一张纸条,并且在老师耳朵上嘀咕了一阵,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句话:一句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句是“高高的红日”;还有一句是“毛主席万岁”。然后让同学们都把它抄在纸条上。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对笔迹”,当时心里想,万一我写的字与标语上的一模一样,那可就倒霉了。查笔迹似乎并无成效,公安局的摩托车又来过几次,并且带走过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回来之后,就整天担心要被抓走,不过后来知道,把他带到派出所,不过是让他把那几句话用粉笔在砖头上又写了一遍。摩托车再也没有来。老师告诉我们:那个“反革命”仍然逍遥法外,但同学们可以放心,不在我们当中。

    最后一次发生在我们村。大队部的墙上挂着一张“红太阳”像。它一直挂在那里,平时没人注意。忽然有一天,新来的驻队干部发现红太阳的鼻梁正中有一行字,虽然写得很小,但极其恶毒:“毛儿子,我代表人民枪毙你!”这一次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让全村人都知道了。后来支书检讨说,是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恶劣影响。

    大队部这样的地方,谁能来写下反动标语呢?在这里住的,是从县里和公社来的驻队干部,他们当然不应受到怀疑;经常到这里来的,是本村的大队干部,也没理由干这种事。有钥匙的只有支书和大队会计两人,所以他们两个有点心神不安了,支书几次在街上大骂,好像是反革命分子有意给他栽赃。他发誓:“只要查出来,看我不剥了他的皮!”他之所以这样,据说是因为驻队干部已经提出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问题。但在几天之后,追查的重点就转向了学生。支书说:这个地方,一些小学生没事就来瞎转悠,会计开着门就去上厕所。先是在本村小学生中核对笔迹,没有结果,就扩大到我们这些虽然已不在本村上学,但放学之后也可能到这里转悠的高小学生。在一个晚上,我们十几个人被传唤到大队部,仍然是公安员先讲,然后我们写。这次写的内容很长,是别人写好的,我们照着抄。撰写那篇文字大概很费心思,因为里面既有“儿子”,又有“人民”,还有“枪毙”和“毛”。可惜我没记住那个那个有趣的文本。

    那个案件后来破了,结果出人意料:作案的是一个响当当的贫农,而且是支书的本家侄子。作案动机很简单,他要结婚了,女方向他要二百尺布票,他去找大队会计开结婚登记介绍信,却正为布票犯愁。会计半天等不来,他自己在那里越想越气,就在画像上写下了那行字。其实,二百尺布票并不算多。那时候,在我们那一带农村,姑娘结婚前都要向婆家要下一些东西,自行车、挂钟和缝纫机那时还有点奢侈,尚未时兴,那时要的是最基本的东西:衣服和被褥。有一阵曾时兴“四铺四盖”和“四单四棉”,也就是四条被子、四条褥子、四套棉衣、四套单衣。最多有要到“八铺八盖”的,最少也要“两铺两盖”。一切礼俗的形成都有其历史的原因:一个乡村女孩子,也就是出嫁前有点身价,能让婆家为她做点什么。一旦嫁过去之后,再要什么就难了。兄弟多的,有男孩子暗暗鼓励女孩子多要的,因为娶媳妇的钱由大家庭出,而到兄弟分家的时候,媳妇的嫁妆却不在分配之列。如果要下“八单八棉”,就一辈子不用给老婆买衣服了。公道地说,这位标语书写者的未婚妻要二百尺布票不算多,我曾算过,那不过是略微超过“两铺两盖”和“两单两棉”的数字,还达不到“四铺四盖”所需要的布票量。可是,有笔账是不能忘的:那时的中国人每年只准购买6尺布。二百尺如果放在一个人身上,需要积攒几十年!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求亲告友,亲戚朋友凑一凑。所以,只要哪一家娶了媳妇,除了新娘子之外,全家在若干年里都不会再做新衣服。

    谁都没有怀疑这位贫农的儿子,但他自己说漏了嘴,被人报告了。在审讯中,他供认不讳,于是就被戴上手铐带走了。这让包括大队干部在内的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2008-12-13

(收入《故园往事·二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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