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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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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走近袁世凯(二)  

2016-03-09 07:36:00|  分类: 李新宇,走近,袁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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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袁世凯(二)

“二十一条”与大总统的眼泪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

载《领导者》2016年第一期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袁世凯一直背着“卖国”的骂名。而“卖国”的主要证据,就是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

因为研究过辛亥革命的一些材料,所以我知道袁世凯是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元勋,出任大总统也是人心所向,理所当然,并不存在什么“窃夺”革命成果的问题,但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却一直没有生疑,因而也曾沿袭流行的说法,说过“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后”这样的话。所以,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想首先对故大总统表示歉意!这份歉意虽然来得太迟,虽然只是个人行为而不能代表任何群体,但我觉得仍然很有必要。

同时我又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问题。这不是为我自己的无知而开脱,而是考虑到这样的现实:人们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教科书,然而,中国的教科书从1920年代末民国易帜成为“党国”之后就以“党义”为指针,以立场掩盖史实,以党派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对民初执政者的评价极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至今在海峡两岸延续着,甚至影响到海外学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要不遇到某些问题而产生疑问,就很难去对历史重新考察,头脑就仍然被那些先入为主的说法所盘踞。好在当年的某些材料还在,只要走近它,后来的遮蔽和改写便会失效。说到这里,我要感谢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及《梁燕孙先生年谱》等,这些书材料翔实,“二十一条”是怎么提出的,政府是怎么与日本人谈判的,大总统的态度是如何,外交官怎样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此外还有梁士诒的年谱、曹汝霖的回忆录、顾维钧的回忆录,以及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等当事人留下的材料。回忆自然有不尽可靠之处,但结合档案材料读,却可以使背景和细节都丰富起来。感谢这些材料使我知道了各种具体情况,纠正了多年的认识,于是就想写出来奉献给读者——

 

一、袁世凯“接受”和“签订”过《二十一条》吗?

“二十一条”的提出众所周知,19151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大总统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份文件,希望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该文件共有五号二十一款,所以史称“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号四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七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的特权,并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第三号二款,要求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第四号只有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承诺沿岸所有港湾和岛屿一概不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七款,涉及内容最多,也最为严重。第一款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顾问;第二款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的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要求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或多数聘用日本人;第四款要求中国向日本采办军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并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第五款要求中国政府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以及武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各路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第六款要求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时,先与日本协议;第七款要求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考察这些条款所提出的要求,有的是已是既成事实,只是要求中国政府的承认;有的则是新的扩张图谋。回顾历史,不难看到某些要求的历史缘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势力进入南满。1907年到1912年,通过三次日俄密约,日本势力进入蒙古东部。1911年至1913年间,湖北汉冶萍公司三次向日本人借款,数额远远超过该公司总资金,因而公司产权被日本人控制。1914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所以,福建、南满、东蒙、山东的权益成为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新增加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合办警务、购买日本军械、限制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交往等,目标显然是破坏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由日本全面控制中国。

毫无疑问,“二十一条”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蔑视和践踏。政府如果接受这些要求,就意味着把国家的许多权利交给了日本,甚至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大总统如果接受这样的条约,自然有卖国之嫌;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签订这样的条约,更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

然而,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而“卖国”,却实在有点冤枉。

长期以来,教科书和主流历史著作几乎异口同声地在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甚至说“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令其代表对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认”[],或者在行文中如此表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公开上演帝制丑剧……”[],“‘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恨……”[],“‘二十一条件’签订后……”[],似乎“接受”和“签订”《二十一条》,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作为工具书的《辞海·历史分册》提供的也是这样的知识。“五九国耻”词条下说:“19155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后以59日为国耻纪念日。”[]“袁世凯”词条下如此写道:“袁世凯……1915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些说法已经流行60多年或80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然而,袁世凯和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接受”、“签订”过《二十一条》吗?历史的事实摆在那里:日本人的确提出了“二十一条”,但袁世凯从未承认和接受过“二十一条”,民国政府也没有与日本人签订过《二十一条》。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进行了4个月。在那4个月里,日本方面千方百计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和接受,尽快签字,而中国政府则费尽心机,软缠硬磨,竭力拒绝。虽然最后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政府只能无奈地接受,但这时所接受的已经不是“二十一条”,而是其中的部分条款。

面对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和中国政府接受了多少条呢?

1915525日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人签订的《民四中日条约》,一是《关于山东省之条约》,4条;二是《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9条;加起来是13条。而且两份条约中都有一条“本条约自盖章之日起即生效力”,所以从实际内容看,一份是3条,一份是8条,共计只有11条。

然而,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中反复强调说,面对“二十一条”,中国政府接受并最后签约的“不满十条”。他说:“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

明明是11条,曹汝霖为什么说“不满十条”?对照《二十一条》可以发现,《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的第八条是“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与“二十一条”要求无关,所以“二十一条”就只剩了10条。对照《二十一条》核查这10条,可见多处打了折扣。因此,曹汝霖的说法与事实相符。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是“二十一条”,袁世凯和中国政府所接受的却“不满十条”,最后签订的《民四中日条约》是“十三条”,其中有三条是与“二十一条”要求无关的“虚文”。所以,要说“签订”,可以说是“十三条”,要说“承认”和“接受”,却应该是曹汝霖所说的“不满十条”。

无论如何,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从未接受、承认、签订过“二十一条”。

 

二、艰难的交涉过程

从“二十一条”,到“不满十条”,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回顾那个过程,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和外交官们为国家尽心竭力,看到他们的责任感和浓浓爱国情。

整个谈判都是在大总统的直接指导之下进行的。

根据曹汝霖回忆,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的具体情形这这样的:当时的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对中国有野心。他们忽然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然后让他带着《二十一条》回任。日置益回到北京,即求见大总统,总统以为是公使回任而进行礼节性拜访,于是令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一同会见。寒暄之后,日置益即拿出《二十一条》,并要求总统迅速裁决实施。袁世凯说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管,当交曹次长带回,由外交总长与之交涉,说完就把文件放在桌子上,没有翻开。然而,等日本公使告辞之后,袁世凯却没有让曹汝霖把文件带走,而是留下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见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四人,对他们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

这是袁世凯最初的意见。然而,这一天总统仍然没把文件交给外交部,而是说他还要再仔细看看。又隔了一天,才让曹汝霖去总统府取文件,总统已逐条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批示。比如,对第一号,袁世凯批道:“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于山东问题,总统批道:“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袁世凯批道:“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他的批示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针对开商埠,他的批示是:“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于闽浙铁路:“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11]

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朱批原件,可以为曹汝霖的回忆提供佐证。在这份原件上,可以看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锱铢必较。比如,在日本政府提出的许多要求后面,袁世凯都批了“办不到”。日本政府提出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世凯圏出“或购买”三字批道:“购买有碍完全领土”。全文的最后,袁世凯的朱批是:“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为了更好地与日本谈判,袁世凯临阵换将,撤换了外交总长。《二十一条》送交袁世凯几天之后,日本人打电话给曹汝霖,催问何时开议。曹汝霖对他们越过外交部而直接送文件给总统的超常做法不满,所以故意回答说:总长还没见到文件,如何开议?日置益即到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总长孙宝琦接过文件略加翻阅,即对各条进行驳斥。孙宝琦把他与日置益的谈话记录送呈总统,袁世凯看了非常失望,觉得孙宝琦与日本人初次交涉即发表意见,糊涂而粗率,不能当此谈判重任,于是马上换将,当晚征得陆徵祥的同意,次日即任命陆为外长,把孙宝琦换了下来。

据曹汝霖回忆,在谈判期间,“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外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12]

袁世凯审时度势,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日本人实际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决不轻给。比如满洲问题,日俄战争后满洲早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让他吐出来决非易事,所以可以答应。他对第五号中的七条特别看重,始终表示拒绝。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条款有些是“制我死命最要之点”,所以决不相让。

谈判是从22日开始的,地点是外交部迎宾馆,参加谈判的是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翻译高尾亨。

第一次会议可谓顺利,日本公使先致词,说的是两国永久亲善,然后中国外长致词,说的是两国唇齿相依,而且说他和中国政府都一直在致力于中日亲善。日本公使称颂陆总长誉满欧美,表示能与之商谈十分荣幸。客套过后,商定谈判安排和程序,然后根据陆总长提议依照原文一条条商谈,议决一条再一条。日方表示同意,于是开议第一条。双方略加辩论,陆徵祥即表示同意,使得日方代表高兴异常,说陆总长办事真是痛快!

令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从第二次会议开始,这位誉满欧美的总长就再也没有让他们痛快。第二次会议讨论的是德国在山东之权益转与日本的问题。日本方面强调的是在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有声明,德国战败后则已是既成事实,只是为尊重中国主权,才希望得到中国承认。陆总长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使谈判无休止地重复,却没有任何进展。他的主要理由是:“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更。至其它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13]日方强调德国在青岛之权益由日本继承,将来开和会也不会有异议。双方争论了几天,陆氏坚持不谈这一条款,日置益也只好表示留待将来和会讨论。

讨论到闽浙铁路问题,中方告以此案涉及与英国的关系,需要告知英国之后再议。日方马上表示: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于是这一条不再讨论。

日方提出福建不能让租他国问题。陆徵祥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它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置益笑着说:“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意思是说台湾曾割让给日本。陆总长回答说:“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14]

日方提出汉冶萍合办的问题,陆徵祥回答说: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你们应去与该公司商议。

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外交官和颜悦色,却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伉,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姿态。

对于第五项,中国代表一开始就坚持不议。日置益再三要求,陆徵祥严肃地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15]谈判因此陷入僵局。一周过去了,日方提议恢复谈判,外交部根据大总统的指示不予理睬。也就是说,只要涉及这一条,没有商量的余地。

日方代表的目的是速战速决,逼迫中方尽快接受他们提出的条款;中方代表的目标是尽量拖延签字时间,竭力拒绝更多的条款,争取日方让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代表采用了种种方法。首先是拖延时间。根据顾维钧回忆,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微祥,要他尽量拖延时间,陆徵祥很好地执行了总统的指示。他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求每周谈5次,陆徵祥以身体欠佳和事务繁忙为由,提议每周1次,最后双方妥协,每周会谈3次。每次会谈,陆外长总是说完开场白即命献茶,日本公使虽然很不高兴,却因为这是东方礼节,无法加以拒绝。这样一来,就大大缩短了谈判的有效时间,使签约拖延了下去。

其次是有意识把消息泄露出去,寻求国际支援。二十一条是日本秘密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保密。中国许诺保守秘密,但年轻的秘书顾维钧对总统和外长说,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我们没有义务遵守。总统与部员一起分析形势,知道唯一能给中国外交和道义支持的是美国,所以要让华盛顿知道;“二十一条”涉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所以也要让英国知道。政府马上以巧妙的方式把消息传递给了英、美等国驻华使馆。这一招没有白费,美国闻讯马上表示了态度,英、法两国的驻日大使也与美国大使一起去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面对美、英、法三国的质询,日本外务省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只承认了第一号和第二号的11条。因为日本的参战,欧洲各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英国与日本有同盟关系,法国与日本有协约关系,俄国与日本签有密约,这些国家都不可能为了中国而与日本撕破脸。所以,只有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外相加藤于29日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仍然隐瞒了第五号。因为美国已经从中国方面得知详情,所以继续追问,加藤才于221日向格思类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不过,他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这样一来,就更加坚定了袁世凯拒绝第五号的决心。

在把消息泄露给西方各国的同时,政府有意识地把消息泄露给民众,因为从法理上讲,民主共和国,发生如此大事,百姓自有知情权;从策略上讲,此时的政府也需要来自民众的外交支援。通过报纸,国民得知日本的无理要求,因而迅速行动起来,成为政府的后盾,整个社会反日情绪高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中国代表在谈判桌上有了更充分的拒绝理由,使日本进一步陷入被动。

与此同时,将军们虽然深知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与日本对抗,但也不甘示弱,段祺瑞、冯国璋等最高层军事将领适时地表达了强硬态度。[16]

当谈判因第五项而陷入僵局时,袁世凯还派他的顾问有贺回国探听消息,并向元老陈情。当时的日本元老松方正义很关心与中国的关系,有贺对松方说,中国政府在尽力满足日本的要求,但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松方从未听说过第五项,因而随即召见加藤外相,诘问他为什么没有报告。加藤说那只是希望条件。松方说,既然只是希望,就不要逼迫对方开议,如果导致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说:“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17]有贺把这些情况报告北京,进一步坚定了袁世凯的决心。

正因为这样,谈判一步步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410日,中国代表拒绝第五号要求;417日,中国代表不同意把东内蒙古与南满相提并论,使得谈判无法继续进行;4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让步;51日,中国代表提出修正案,仍坚持拒绝某些条款……最后,日本方面删去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中国代表仍然继续争取。弱国外交,不容任性,不能图一时之快,谈判中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少地丧权辱国,能少一分是一分,能少一点是一点。中国代表巧与周旋,据理力争,一次次拒绝日本的要求,甚至不惜数次中断会议,最后终于把二十一条谈成了“不满十条”,真的不容易!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刚刚诞生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官们,却不辱使命,迫使日本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陆徵祥、曹汝霖、顾维钧……尽管其中有人几年后被称作“卖国贼”,但他们就像大清帝国的李鸿章一样,实在是为国事所累。

 

三、最后通牒与大总统的眼泪

谈判桌上的失利,使日本人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恼羞成怒,于57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所谓必要之手段,就是动武。此时的日本摆出一幅发动战争的姿态,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东京走近袁世凯(二) - 李新宇 - 学者庄园舆论界一片战争的叫嚣。

如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希望何在?人们自然希望国际社会出来主持公道,但不幸的是,此时的欧洲各国的确是无暇东顾,所以最友好的国家也只能劝中国政府委曲求全。

58日午后,总统召集会议,时间到了,外长陆徵祥却迟迟未到,电话催请,原来是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半个小时之后,陆外长才匆匆赶来,向总统和与会人员报告朱尔典的态度。据曹汝霖回忆,陆外长是这样说的:

 

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18]

 

同一情节,在《梁燕孙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八日,大总统召集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先是外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即呈袁总统。袁总统定八日午后召集会议。是日正午,英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访陆部长于外交部,曰:“中日交涉,竟至决裂,深为可惜!贵总长知哀的美敦书只有诺与否之答复,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危机。从此整军修政,切实预备,埋头十年,或可抬头与日本相见。我想大总统明白大势,知己知彼,决不轻自启衅。惟闻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强硬,据我所知,已秘密动员。今日府中会议,决定大计,关系中国存亡,贵总长应力排众议,负起责任,辅佐总统,以支危局。故特来请贵总长注意,此次之来,非寻常会晤可比。我在中国四十年,与袁总统有三十年交情,不愿目睹贵国与袁总统遭此不幸,请贵总长务将鄙见报告袁总统及大会!”言时声泪俱下。[19]

 

58日午后的会议是在中南海召开的,出席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和参政,总统府秘书长,还有外交部次长。经过讨论,袁世凯决定接受日本人的最后通牒。

据曹汝霖回忆,会议开始,袁世凯先发言,讲到日本人的第五项各条足以灭亡中国,好在外交部尽最大的努力,坚决拒绝开议,最后使日本在通牒中已将第五项撤回,为国家挽回了不少。但是,“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反对,他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祺瑞仍持异议:“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让他想想两国力量之比较,段祺瑞才不再说话。[20]

袁世凯的那次讲话,在梁士诒年谱中留下了更多的内容。袁世凯说: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与有责也。[21]

 

于是,5923时,中华民国外交部向全世界宣布,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5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两个条约和13件换文。这些文件总称《中日民四条约》。

《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与“二十一条”相比,袁世凯努力了!民国的外交官们努力了!后人不应忘记他们!他们深知弱国无外交,但还是依靠他们的智慧,把国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所以,时人曾有比较公正的评价:“就事论事,吾国最后所允,较最初日方提案已减轻不少损害,外交当局曾尽最大之努力。”[22]

所以,结果宣布之后,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庆祝的文字,甚至有人提议组织提灯游行向总统表示祝贺。

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年轻学子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23]

在日本方面看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则是完全失败了。交涉结束之后,外相加藤高明即引咎辞职。

然而,袁世凯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他看来,面对最后通牒而签订《民四条约》,实在是奇耻大辱。就是在58日的会上,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之际,袁世凯流下了眼泪。

从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到中华民国的大小官员,很少有人见过袁世凯流泪,但此时此刻,他流泪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面对自己国家的幼弱和恶邻的强大,面对外交的屈辱,止不住老泪夺眶而出,令在场官员们动容。参加会议的梁士诒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会议席上,决定签订承诺条件时,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24]

袁世凯不可以拒绝吗?不可以向日本宣战吗?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袁世凯软弱,可是,强硬需要本钱,明知国家贫弱而宣战,前提是领袖需把国民的生命视若草芥,袁世凯和他的政府还没有为了自己的脸面而不顾国民的死活。他能做的,只是让人们勿忘国耻,“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以期将来能够抬头与日本相见。

据时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回忆,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曾让秘书考虑应对方案。曾叔度搞出一个方案:一、针对日本要求中日国民杂居的要求,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居条例;二、针对日本人租地、购地的要求,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针对聘请日本人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意思是通过立法进行限制,破坏条约的有效性。当他向袁世凯汇报时,袁世凯认为这办法有点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25]后来的事实是,根据条约,日本人可以在南满买地,但是,中国百姓却没人敢把土地卖给他们,因为民间传说政府有条例,卖土地给外国人,必需经政府批准,否则就以国贼论处。查民国立法,没有这样的条例,但南满百姓却人人皆知。至于与中国人杂居的约定,后来的事实是日本人自己终于选择了不与华人杂居。

袁世凯去世之前,为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上联是“为日本去一大敌”。的确不错,他从来不是亲日派,而是日本的宿敌。1884年,日本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作为大清帝国驻朝鲜代表的袁世凯带兵入宫救驾,平定了日本人操纵的“开化党”之乱。1908年,汉冶萍煤矿公司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管理权,袁世凯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挫败了日本人掌控汉冶萍公司的好梦。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千方百计插手中国,试图掌控中国的命运,袁世凯和黎元洪却与英美建立了良好关系,使得日本人借某些革命党人之手操控中国的谋划落空。正因为这样,袁世凯早已是日本人的眼中钉。在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际,西方各国都给予了热情支持,日本却非常失望,致力于扶持反袁力量。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然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却从来不曾卖国。为了做皇帝而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说法,虽然已经流行了大半个世纪,见于各种教科书,却至至今未找到任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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