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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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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的朋友宋兴国  

2016-04-11 20:49:00|  分类: 李新宇,情感,宋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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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宋兴国

 

李新宇

 

我的《梦旧情未了》收了一首题为《致宋兴国》的诗,有朋友问:宋兴国是谁?《致叶文福》、《戏问顾城》等没人问,因为他们是著名诗人,而宋兴国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除了故乡青州的几位老友,大概没人知道他。由此,我想到应该写篇短文,一来解疑,二来也算对兴国的一点纪念——他故去已经多年了。

我的朋友宋兴国 - 李新宇 - 学者庄园

1

写下上面的文字,算是开头,满脑子却丢不下那个问句:宋兴国是谁?回答可以很简单: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1970年代的文学青年。然而,却又忽然想到,如果到故乡去问那些认识他的人,那答案却差不多会是:“宋兴国?就是‘草包’呵!”

“草包”是宋兴国的绰号。所以,我这篇文章一开始写下的题目,本是《“草包”宋兴国》,只是转念一想,这题目用于活着的友人未尝不可,用于一个作古的朋友,似乎有点不敬,也不合我对他的这份感情。然而,这个绰号却是无法回避的。之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绰号,是因为根据周围人们的见解,他的确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务正业,什么事都做不了,而且一辈子无所成就,这样的人,还不是“草包”吗?无论什么包,只要里面包的是金银,包的是权力和官位,那是无人不识的,但如果一个大皮囊里包的是草,那草的质地就没人愿意问了。我是他的朋友,按照物以类聚的原理,也与他差不多,只是没获得“草包”称号而已。

兴国年龄比我大,但究竟大多少,我却一直不清楚。我与他相识于1973年,那时他已经结婚生子,而且似乎已有两个孩子。我们的相识其实有点迟,因为两个村距离很近,不足2公里,而且父辈就有来往。

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到我家来了。本来是父亲和哥哥陪他说话,而我在正房的西间窗下读书。但忘了是什么原因,他走进了我的房间,一边翻看桌子上的几本书,一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做什么。他说:听说你在画画?我说:只是胡乱抹几笔。他又说:我看你在读小说,自己写小说吗?我说没写小说,只是偶尔写写诗。他的兴致高涨起来,要我拿诗给他看。于是,几天后他给我送来几本刚刚试刊的《山东文艺》,另外还有几本县文化馆专用的稿纸,并且告诉我说,无论是诗还是小说,写了就寄往文化馆,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掉一角就是了。我最先寄往文化馆去的是什么稿子,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但没忘记的是很快就收到了诗人张冠钦的信,而且从此之后就定期收到文化馆编印的《工农兵文艺》,还有当时流行的一些出版物。稍晚一些,还陆续收到过几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这一切,使我走近了文学。

那时的宋兴国已经是老资格的“业余作者”,全县进行文艺汇演,他是坐在评委席上的,然而,许多人都因为舞文弄墨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兴国却没有,直到十几年后他去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

可是,身为农民,他却没有一点儿农民的样子,也从来不以农民自居。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文化人,有时也像官员。无论置身于什么样的干部队伍中,都很容易让接待者误以为他是最大的领导。他的头发总是整齐油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因为他根本就不下地,拒绝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更让许多人纳闷的是,从大队干部到公社干部,竟然都拿他没办法。为了让宋兴国下地干活,干部们可谓软硬兼施,但无一不是失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刚过,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公社的广播:宋兴国下地干活儿了!正在高柳村南给麦地施氨水!广播员播完之后,革委会主任还特别发表了讲话,在一串“这个这个”之后,意思倒是能听明白:连宋兴国都下地了,我们就应该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那一次,宋兴国真是在全公社家喻户晓了。然而,这边广播刚完,那边他就回家了。此后是几年不再下地。

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常在城里工作,这证据就是他星期一早上骑自行车进城,星期六傍晚才回来。据说,这个馆那个馆,这个所那个所,他不知干过多少个,据我所知,是连“度量衡管理所”都干过的。他干的可是真正的“临时工”,因为没哪个单位能干长久。我想,无论什么样的单位,大概都不欢迎他,而他也不会对哪一个单位满意。所以到了后来,在家里喝茶读书,就成了他的专职。大家都说他有一个好妻子,不辞辛劳养着一个只会喝茶读书的“草包”!

后来干部们不再找他下地干活,据说是他从医院开来一张证明:宋兴国同志患有严重的X病,需要好好休养。

这导致许多人都想效法,却没有一个成功者。

 

2

大约在1976年前后,在兴国的家里,曾经形成一个定期聚会的小群体。比较固定的成员除了他和我之外,还有高柳联中的语文老师李旋、公社文教组的负责人王廷绪。除此之外,偶尔前来的还有从南京下放到西石塔村的冯友琴。

高柳街是千年古村,五天有一个大集。似乎谁也不曾相约,只是去赶集,先到兴国家报个到,赶完集回去就坐下喝酒聊天,饭后继续喝茶聊天。那时候生活很困难,但宋家嫂子总能弄出几个菜。四个人一瓶酒,偶尔也喝两瓶。主食差不多是煎包,因为嫂子就在门外摆着摊子卖煎包。

那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1976年麦收之后,我被派往西南山区的仁河水库工地,但大约两个月就能从工地回家休假一次,在家里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一集,所以只要我回来,我们就要聚一次。

高柳集是个大集,集市的地形结构是一个大十字。以“桥头”为市场的中心,向西是古老的高柳街,我们称之为“街筒子”,兴国家就住“街筒子”。从他家门口向东不远就是“桥头”,那是一座古老的石桥,不过桥下从来没有水,而是一条大沟,大沟本身又是大路。以桥为界,桥北称作北沟,是青菜市。桥南称作南沟,是牛马猪羊鸡鸭市,供销社的肉铺也在那里。桥东本是一条路,却也叫“东沟”,挨近“桥头”的路北是“庙台子”,顾名思义,那里原来应该是庙,但在1958年之前就没了,原址上建起的是“益都县高柳人民公社供销社”,赶集的顺便逛逛供销社,所以,这桥头东侧的庙台子就成了集市的中心。沿着东沟向东走几百米,就是阳河桥,过桥之后,路南是医院和卫校,路北就是益都县第六中学。王廷绪老师当时虽然是公社革委会文教组的负责人,但他不在公社大院办公,而是在中学办公。到了赶集的那天,临下班时,他常常沿着东沟走过来,一直走进兴国的家。当然,他未必每集都是这样,但我的记忆中却是如此,常常是我们已经入座,他才姗姗来迟,手里提着一瓶串香,偶尔也会有景芝白干。李旋老师当时在高柳街联中任教,学校就在南沟的南头。他的情况与王廷绪大致相同,不同只是他一般来得比较早,因为只要赶集的那一天,学校的老师只要没课就去赶集,已经是传统。

我之所以对此记得比较详细,是因为注意过兴国的地理优势。他家就住在桥头西侧,只要走出家门,以他那19的个子往桥头一站,南沟、北沟、东沟,千百个头顶一目了然。如果要找人,当然是容易的;何况根本不用去找,只要站在桥头等,赶集者迟早都会经过他身边。正是这个发现,使我知道每一次聚会其实都是他有意召集。

那是一个秋天,好像就是江青集团刚刚被粉碎,我从山中回到家,第二天就是高柳集。这集当然不愿错过,于是早早就去了,到兴国家放下自行车然后到集上瞎逛。当我从北沟回来之际,恰巧听到兴国在桥上与南沟里的李旋老师说话,请他赶完集一定要来,“新宇从山里回来了”。于是,中午大家都到了,还来了轻易不见的冯友琴。从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把我们的聚会看得很重,每一次都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赶集偶然相遇。

也是那一天,我们喝完之后又去李旋老师家吃他刚做的茄子酱。某些事之所以记得清楚,往往因为另一件事。之所以记得茄子酱,是因为那天从李老师家中出来,我遇见了相识的一位青岛知青。我与她相识于农业学大寨的一次会战,因为我是那次会战施工方案的制订者,所以整天守在指挥部,而她是大会战工地的广播员,也是呆呆地坐在指挥部里。于是我们相识,并有了来往。大街上相遇当然说不了多少话,但就在从李家庄回高柳街的路上,兴国说:“这个知青对你不是一般的关心,你看那眼睛!你可不要又演悲剧。”我说:“没有悲剧也没有喜剧,因为本来就没戏。”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佩服兴国的观察力。那几年,我和青岛知青似乎有缘,一个又一个,可惜都是无疾而终。兴国说:“人家看不上你,这很好!如果让人家动了心,你就应该负责任。”我们很少谈到此类内容,而这一次不但谈了许多,而且涉及做人的一些原则,我才知道兴国在两性关系上那种强烈的道德意识。最后,我只有请他放心,并且保证:宁叫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李新宇永远成不了流氓。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大哥似的朋友呢!

 

3

我要特别感谢兴国的,还有他在读书方面给我的引导。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拥有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于是,我很快读了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全部的小说、诗歌和杂文。当我高兴地把此事告诉兴国,他却建议我去读“后10卷”,并且说它“更值得读。”所谓“后10卷”是新印的,据说是某位最高领导人为作为礼品送外国来宾,指示有关部门根据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收入的译文重印的。

对我而言,那无疑是进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我不仅读到了《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等,不仅读到了《毁灭》、《竖琴》、《十月》、《死魂灵》等,还读到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术史潮论》……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外国作品,因为当我开始读书的时候,“破四旧”的焚书运动已经发生过,外国作品很难找到,是鲁迅的10卷译文,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包括那些插图,特别是《近代美术史潮论》中那大量的插图,各种形态的裸体,各种风格的女士画像,对只熟悉芥子园画谱的我来说,几乎每一页都是强烈的冲击。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让我从此记住了一句话:“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而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置身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面对报刊上那些演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所谓文学,打开《桃色的云》,我似乎听见那个盲诗人对爱的热切呼唤,而他笔下那些花卉的议论、鸟虫的抒情,又的确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为一切弱的和美的东西而战斗”,是我从《桃色的云》中获得的一种基本立场。这立场从那时候开始,不曾再变过。读着这些作品,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学艺术,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作家。尽管许多东西难以把握,但简单的比较却很容易形成:眼下那些走红的那些作品能算文学吗?

仔细想来,我的个人主义、人道情怀、文学责任意识,无疑都源自鲁迅的译作。而它的扎根生长,却有赖于与兴国的讨论。有时饭菜早已凉透,再热一热,却仍然是忘了吃。一些话题王廷绪老师显然是不方便插嘴,所以往往托词离开。而我们却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只是一个工人绥惠略夫,就曾争吵若干次,关于“无治的个人主义”是否可以成为人类的出路,关于绥惠略夫对社会的复仇,由此又延伸到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等等,如今想来,我们离中国现实太远了。这样的讨论有何用?现实中注定没有它的空间。

从日记中寻找当年的踪迹,材料却极少。唯一记下的是我根据《桃色的云》中春子的话,把“为一切弱的和美的东西而战斗”作为写作的努力方向,而且加上了“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和人性的完善”,很得意地向他全盘托出。没想到却遭到他的一连串质疑。他仍然坚持文学应该写理想,为人类提供希望之光,因而必需写英雄,写英雄精神。我认为他的主张毫无新意: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英雄还少吗?他说我是故意胡搅蛮缠,因为我应该知道他说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但我偏偏要问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于是他说了一串名字,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普罗米修斯。他还说到了荆轲,他后来承认,那完全是一时误举,但我却趁机反攻了一阵:“荆轲算个什么?吃人一顿饭,就把命送上,你想想,他是个好儿子吗?是个好丈夫吗?是个好爸爸吗?这三者都做不到,算什么英雄?他不过是另一类奴才……”因为他一时无话可说,我便很得意,所以回家后把这段话记进了日记。他是如何驳我的,竟然没有记,由此显示的正是当时自己的弱点。今天想来,真是该记的偏偏没有记。

1978年之后,他仍然在写,却仍然没有作品拿出来。记得那已经是80年代初,在我大学毕业前夕,他到曲阜来看我,谈起伤痕文学,谈起历史反思,他有许多肯定,却也有种种不满。不满主要是“不到位”,原因是“他们还是站在某派的立场上写的”。越到后来,我越觉得他的话一语中的,只是批评界至今见不到此类论述。原因当然不难明白,占据批评园地的,也仍然是在那种立场上写作的评论家。

写到这里,我的思路已经卡壳,文章无法写下去了。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即使噩梦醒来是早晨,也并非所有深夜里探索的人都曾在早晨亮过歌喉。有人不合潮流,是因为脚步太慢;有人不合潮流,是因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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