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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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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李新宇:记忆中的“破四旧”之三  

2016-06-05 16:27:00|  分类: 李新宇,红色,记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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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坟与扒坟

 

李新宇

 

1

城市的“破四旧”似乎是一阵风,烧的烧了,砸的砸了,一些街道名称也改掉了,虽然不能说是大功告成,却已经没事可做。何况,人们的兴趣很快就被“大串联”吸引,年轻人纷纷进北京等待伟大领袖的接见,或者到井冈山、延安等地朝圣去了。农村的小学校也兴起了串联风,但我的同学们却只是去县城,最远的也只是坐免费的火车到了青岛和济南。农民似乎没有人参加“大串联”,他们在继续“破四旧”。入冬之后,“破四旧”的事变得更实在,主要任务是平坟。

平坟劫墓,如果退回几十年,是要被判罪的。干这事不仅被判罪,而且会大损阴德,祸及子孙。不过,时代不同了,人们说,阎王爷也怕毛主席,所以鬼神都不灵了,所以什么也不必怕。上面一声令下,各个村子就开始了平坟的工作,正当的理由是“不能让死人占活人的土地”。

我当年对此非常认同,因为一笔账似乎很容易算: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坟墓都保留下来,用不了多少年,活人将无立锥之地。然而,平坟的积极性却并非来自这样的认识,而是来自扒坟。“平”和“扒”是不一样的。平,只是把地面之上的坟头平掉,不再占用农田,坟墓里的先人依然安睡,只是到了清明节,后人祭奠未必找准地方。扒,却是掘开坟墓,甚至打开棺材,把一些东西扒出来,包括尸体。

平坟之所以演变为扒坟,重要原因是扒坟有足够的诱惑。比如,根据中国传统,送先人入土,是多少要有些陪葬的。富人的坟墓里自然少不了金银珠宝,穷人的坟里也不会没有任何东西。至少在咽气之际,亲人不会让他空手走,嘴里和手里或许会有点值钱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激发了扒坟的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扒坟与学大寨结合了起来,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了起来。文革前夕,故乡一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让人民公社出现一片新面貌。所谓新农村,是村子要规划,农民盖房不能像过去那样自作主张,而是要盖到指定的位置上,而且要整整齐齐,院子一样大,房屋一般高。要创造一种新面貌,就要把山河重安排,把原来单干遗留的大大小小极不整齐的土地,都划成200米长、200米宽的方块地,而且在个方块与方块之间沟、路、渠配套。正是从那个雄伟的规划实施开始,人们再无“走斜路”和“抄近路”的可能。本来,我们那一带的农村,从这村到那村,即使是古老的官道,也少有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的,也少有笔直的,而是大多弯弯曲曲,或沿着河边,或顺着崖底,走的都是距离最近的路。自从土地都被弄成一个个方块之后,便不再有近路可抄,赶高柳集本来是出村往东北走,这时却需要先正直向东,然后拐一个90度的弯正直向北,然后再拐弯正直向东;赶普通集,本来是出村向西南,这时却要出村先向西,然后拐弯向南,到夹涧村头再拐弯向西。所有的路都成了正东正西或正南正北的,拐弯就要拐90度直角。河流也是如此,本来的河流是自己选择河道,水往低处走,弯弯曲曲流下去,就成了河。把山河重安排之后,河流跟道路配套,也要拐直角。结果,许多河流从那一天开始不见了。有人说,河的脾气比人大,你要改造它,它就干脆不见了。河水哪里去了?反正没有了。

沟、路、渠配套需要修桥,方田需要打井,修桥和打井都需要砖和石头。而这些都需要花钱买,生产队却拿不出这笔钱。扒坟运动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无论张家王家李家赵家,祖坟上的墓碑统统可以拉走用到桥上。直到今天,在某个路口或许就有早已被掩埋的桥,挖开来就是某家先人的墓碑。坟墓多是用砖头砌的,把那些砖头拆出来,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于是,平坟就成了扒坟。所有的坟墓都被掘开,砖被扒出来,不仅用于修桥,而且于于砌井。我们村还通过扒坟盖了四间大屋。大屋动工的时候,似乎说是盖教室,看那规模,也的确像教室。但大屋盖起来之后,却没有用作教室,也没有用作大队部,而是另外派了用场:除了几乎所有的批斗会都在那里举行之外,7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季还在那里开旅店。1972年和1974年,我曾做了两年旅店的会计。连续几天大雪,旅店没人投宿,我曾一个人睡在那里看守,想到这房子石头是从坟里扒出来的,砖是从坟里扒来的,感觉自己就像进了坟墓,四周阴森森的,寒气逼人,盖着厚厚的棉袄,却是每一根汗毛都竖着。想起那大屋的门窗,就不仅阴森,而且恶心。因为它同样来自坟墓,是那些尚未烂掉的棺材。而棺材尚未烂掉,里面的尸体也常常尚未烂掉。人体防腐似乎现在成了难题,就连睡在水晶棺里的神圣尸体,以举国之力竟然不能保存完好,让它变形变色而需不断修饰,否则就无法供人瞻仰。而在我的故乡,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尸体防腐似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事儿。1966年的扒坟运动中,常常是掘开坟墓打开棺材一看,呵!竟然面色如生,竟然身上的肌肉还有弹性,用铁锨铲开来,暗红如牛肉。开始时人们还一惊一乍,后来便习以为常,知道有些坟墓里尸体是不烂的。而且,越是那些不用砖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一种“三合土”踩起来的坟,里面的尸体越是不容易腐烂。

说到用铁锨铲开尸体看那肌肉的成色,如果那墓中人还有子孙,当然不被允许,而且人们也很自觉,不去做那讨厌的事。但遇到那些没有后人的坟墓,或者是“黑五类”的坟墓,人们却往往肆无忌惮,把尸体丢得到处都是,最后也不予掩埋。我的朋友王良曾经出版过一本写“三孔大劫难”的书,其中写到衍圣公的尸体被扒出来挂在了树上。看来,圣地曲阜的人们也与我的故乡人一样失掉了基本道德。

 

2

写到平坟与扒坟,我想起了一件事。

19827月,我大学毕业后带着未婚妻回家举行婚礼。我不愿意像城里人那样以流行的仪式画上人生的这个标点,而是回到故乡以最传统的方式完婚,在院子里摆下香烛,双双跪倒在地,给生我养我的父母行一次庄严的大礼。

第二天应该是上坟祭祖。既然已经结婚,当然应该向祖宗禀告一声。那时候“文革”的成果还在,旧风俗还没有恢复。父亲说不必讲究,不一定非要祭祖,也可以只到坟地里看看,心到了,列祖列宗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结婚这样的大事,应该认真上一次坟。

我向父亲叹息:可惜祖父的坟在哪个地方很难确定了。

父亲肯定地说:能确定,我已筑起来了。

我知道,虽然十几年中有许多年份不准上坟,但父亲每年都上坟。他是怎么记住准确位置的呢?父亲告诉我,南北路西边有个机井,从机井向正西走出多少步,每步70公分,然后转向正南,再走出多少步,那就是祖父坟前的供桌。有了这个位置,别人的位置就好确定了。父亲补充说:我们村子偏,很难确定正南正北,我用的是中午12点太阳的方向。

那一次,我被父亲深深打动了。可以设想,在1966年冬天祖坟遭劫之际,他是如何费尽苦心。像全国的百姓一样,他没有能力制止,也没有能力反抗。他所能做的,只是暗暗记下父母长眠的位置,以便一年数次的祭奠。他选择新打的机井这种不易变动的地理标志,为了准确,在12点跑到野地里看着日影进行步量,确切地记下距离和角度。那时他没有手表,怎么确定12点的时间。父亲是严谨的,决不会模糊估计,为了确定这个时间,他肯定是在家里看表,而且经过一次次的试验而准确地计算出从家里到坟地所需用的时间,然后在12点之前从家中出发,使自己正点达到祖茔,去确定正南正北的方向。他之所以不用其它长度单位而使用70厘米的标准步,也是这个背景决定的,因为他不能拿米尺去量,而只能装作随便走走的样子完成这一切。

如今,父亲也已经长眠在那里,他无愧于他的父母和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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